2022年6月1日，埃斯波的桌子上放着眼镜和欧元钞票。根据Kalevi Sorsa基金会(Kalevi Sorsa Foundation)一份关于不平等的报告，在芬兰，自1993年采用单独的、非累进的资本利得税以来，财富的集中度显著提高。(Heikki Saukkomaa - Lehtikuva)

他们解释说，由于资本利得税的非累进性质，按比例来说，最富有的1%人群缴纳的税款少于中等收入人群。在1987年至2019年期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财富增长了5倍，而收入最低的9个10%人群的财富仅小幅增长了3.6%。

自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差距只会加剧，收入最高的那百分位人群财富增长加速，而其他收入群体的财富增长停滞不前。

“我们税收制度的缺陷是，人们不一定为同样的收入支付同样的税。税收的多少取决于收入的来源，”Riihelä和Tuomala总结道。

两人还提请人们注意2018年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的一项评估。该评估显示，在过去30年里，芬兰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人群的财富增长超过了其他北欧国家。与此同时，收入最低的五十分位数的人所占的净收入份额比北欧其他地区的人要小。

他们说:“也许评估中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芬兰收入最高的十分位数和最低的五十分位数的收入占比现在与英国大致相同。”

Riihelä和Tuomala认为，芬兰应该过渡到累进税制，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结合起来，以遏制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

“纠正资本利得税和财富税的缺陷将增加社会公平，同时提高生产率和对投资于生产活动的激励。它还将减少有害的税收筹划。”

此外，该报告还指出了收入水平与选民行为之间的相关性。Timo M. Kauppinen、Hanna Wass和Anu Kantola写道，根据2021年市政选举中各选区高收入选民的数量，政党之间的选票分配略有不同。

虽然全国联盟显然是在高收入人口众多的地区最受欢迎的政党，但绿色联盟和瑞典人民党在高收入地区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他们表示:“全国联盟在最高收入社区的预计得票率要比在平均收入社区高30个百分点。”

尽管与高收入选民数量相关的差异相对较小，但三人提醒人们，地区隔离可能对民主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市政选举中，各党从哪个社区获得选票可能具有具体意义。高收入社区可以从市政决策中受益，因为选民投票率高，选票集中在少数几个政党，候选人更多地来自高收入社区，而不是低收入社区。”

Kauppinen是芬兰健康和福利研究所的研究经理，Wass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副院长，Kantola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媒体和传播研究教授。

图尔库大学社会学副教授Elina Kilpi-Jakonen、图尔库大学社会学大学讲师Irene Prix和THL高级研究员Outi Sirniö在报告的各自部分中呼吁注意职业的性别隔离。

他们质疑在研究和决策中倾向于把这个问题定性为“妇女问题”，把重点放在妇女在技术领域任职人数不足，而不是男子在妇女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任职人数不足，例如护理。

他们警告说:“(这)会增加而不是消除对女性‘错误’选择的文化刻板印象，并使男性对护理领域的厌恶正常化。”“此外，对女性选择的关注已经将辩论从结构性因素，即薪酬差距和性别隔离，转移到个人选择领域，在个人选择领域，人们接受了各领域之间的结构性薪酬差异，仿佛它们是与生俱来的。”

三位专家认为，政策措施不应以塑造人们的文化和性别角色观为目标，而应以领域的结构性拉动因素为目标，以“支持人们在非典型性别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务实动机和机会”。

他们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方法是改善低收入领域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些领域具有社会重要性，且受劳动力短缺的影响。

他们估计:“提高低收入(通常是女性主导的)职业的薪酬水平，很可能会对性别之间的薪酬差异和劳动力短缺产生直接影响。”

以芬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命名的“卡莱维·索尔萨基金会”是与社会民主党关系密切的智库。

Aleksi Teivainen – HT